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了“两山论”。许多学者对“两山论”进行了多维度的诠释，基本共识是：绿水青山是基础和前提，金山银山是目标和目的；实现步骤是先有绿水青山，再有金山银山；难点是如何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两山论”经过近七年的实践，成效显著、成绩斐然，绿水青山不断恢复，金山银山日益显现，但绿水青山高价值的实现仍然有待加强。

一、现存问题与面临挑战

2020年3月29日至4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期间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指出：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把绿水青山建得更美，把金山银山做得更大。实际上是吹响了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号角。但是，许多地方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牛鼻子”和关键点还没找到，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如何实现绿水青山的金山银山高价值，特别是如何推动欠发达地区利用绿水青山实现金山银山的价值转换，实现脱贫攻坚任务并建立产业振兴的长效机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现存问题

金山银山源于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源于土地所有权，地租与土地所有权的归属密切相关，但我们至今还没有解决级差地租收益的归属，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级差地租的差异性日益加大，利益矛盾日益显现，习近平总书记“两山论”的提出实际上进一步突显了级差地租收益分配的矛盾性。更为严峻的是，许多地方政府对绿水青山高价值的源泉认识不清，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动力不足，转化的方向和转化重点不明，引发了三大现实问题。

1.无所作为。认为绿水青山的价值主要表现在隐性价值，即保护就是发展，不发展就是最好的保护，保护好绿水青山就是对国家乃至地球最大的贡献。这种认识主要来源于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误解误读。

2.不知所为。不知道如何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认为绿水青山的价值在于富民，政府是绿水青山保护的投入方，不动绿水青山起码起到保护作用，如果动了绿水青山又转化不了金山银山则属于破坏行为，由此，与其不会动，倒不如不动。

3.有所作为。绿水青山的显性价值不断被实现并开始深入挖掘。例如，通过发挥绿水青山的旅游价值，引入更多的游客消费富民；通过利用绿水青山蕴含的优质农牧产品吸引外来游客进行消费富民；通过鼓励企业利用青山绿水生产更多的优质农牧产品对外销售，实现生产富民。但金山银山的高价值仍然没有实现，尤其是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获得实质性的税收增长，富民、富企却不富地方财政，使得地方政府失去对绿水青山持续保护的动力。

（二）面临挑战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使得一些原本存在或日益加剧的问题能否得到缓解和遏制，成为高质量发展能否取得实质性成效面临的巨大挑战。

1.工农产品剪刀差是客观问题还是人为问题。建国初期，为了加快工业经济发展，我国实行了压低农产品收购价，降低工业原材料成本的方式，以促进工业的发展，久而久之，形成了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为了解决剪刀差问题，一些学者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做法，却又走入了进一步强化工业与农业不平等发展的误区。

2.欠发达地区产业振兴的长效机制如何建立。一方面，扶贫的短期行为、短期效果解决不了中国欠发达地区的贫困问题，许多欠发达地区产业扶贫基本上是项目一结束，产品销售完，吃光用光然后就返贫了。另一方面，劣币驱逐良币，使得真正的优品不能优价，政府部门打假不力，企业生产优质产品的积极性不足，这是高质量发展最大的软肋。

3.如何遏制区域经济差异程度日益扩大趋势。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有扩大的趋势，马太效应日益明显。实际上，马太效应的形成，与欠发达地区绿水青山的生态高价值不能实现有密切关系。面对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大企业，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小企业、个体农户根本没有叫价权，也没有定价权，西部地区即使有好东西也卖不到好价钱。因此，如果能够解决绿水青山高价值的实现，就能有效遏制马太效应扩大化的趋势。

二、转化模式创新

（一）模式提出

由于绿水青山天然的地理区位特征和特有的良好生态环境，成就了该地区优质的旅游资源、养生资源、体育健身资源等而成为该地区发展优势服务业（简称“优服”）的基础性条件，也正因为其独特的生态环境，而成就了该地区生产“名优特产”品（简称“优品”）的先天优势，“优服”和“优品”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最为重要的支撑体和发展方向，并具有较高的收益，这种高收益除了与技术进步、知识创新密切相关外，还与天然的级差地租收益紧密相连。但长期以来，我国级差地租收益矛盾并不突出，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级差地租收益分配矛盾日益显现。为了解决绿水青山级差收益分配的矛盾，充分调动土地所属地区的人民政府、属地老百姓、属地企业的积极性，本文提出，以“优品”为基础，集聚发展“优服”，以“优服”引领“优品”生产的绿水青山高质量发展新模式。这种模式可以概括为“统一采购、服务集中、政府背书、溯源直配”的以“优服带优品”的“统购直销”模式，并通过优服展播推动在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率先试行这种模式。

1.统一采购。制订地方优品标准，以相关产业园区为载体，建设地方优品统一的采购中心，建立地方优品检验检测中心，面向地方优品生产企业和种植养殖户，按照优品标准对于通过检验检测的产品进行统一收购，通过采购物流将地方优品集中到产业园区的物流仓储区。统一采购是政府为地方优品提供背书的基础和前提，通过制定保护性收购价，还可以体现政府对广大种植养殖户和企业的保护作用。

2.服务集中。在物流仓储区，将统一采购的地方优品在销售前涉及的产品初精加工、分级包装、展示体验、商品交易（线上线下一体）、溯源物流配送、供应链金融等服务性环节集中到产业园区进行集聚发展，形成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这种服务环节前移并集中发展的模式，有利于地方服务业的集聚发展，形成规模供给。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可以从这些产品加工、商品交易、物流配送，甚至供应链金融等服务环节中获得相关的税收，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3.政府背书。与企业信用、个人信用相比，政府信用是等级最高的信用，地方政府能不能、敢不敢给地方优品进行背书，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地方政府是否懒政、怠政的试金石。政府背书是保证地方优品信誉、质量水平的基本保障，也是地方政府有责任开展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根本动因。也正因为有了地方人民政府的背书，地方人民政府才可以代表地方老百姓进行价格谈判并决定价格，因此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者想吃到真正的优品，地方人民政府就有了“叫价权”和“定价权”。

4.溯源直配。溯源的物流直供配送是保证地方优品能否真正到达消费者手中的技术保障。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生产溯源和溯源物流配送的发展。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对属地种植和养殖基地进行溯源跟踪，对下游消费者来说，完全可以通过溯源技术，保证优品从政府贴标后的产品到消费者手中的真实性。

（二）模式实践

都兰县曾经是青海省海西州的一个贫困县，具备西部地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等特征，2017年10月摘除了贫困县帽子。“都兰”蒙古语意为“温暖”，意即在柴达木盆地这个高寒地区属于一个相对温暖的地方，其下辖的香日德镇就是一个农业非常发达的地方，“香日德”系藏语，汉语意为“树木繁多的地方”。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代、70年代，曾是中国西北地区改造戈壁，发展干旱地区农业的一面红旗，通过引入昆仑山水灌溉戈壁，使荒漠形成亩产小麦千斤的良田，创造了全国小麦产量高纪录，成就了其“戈壁农业发展第一乡”的美誉，成为西部地区绿水青山的典型代表。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农牧业发达的地方，同样存在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难的问题。

本文以该县特有的高原枸杞、牦牛、藏羊为主体的农牧业为例，分析研究如何将绿水青山种植的高原枸杞和养殖的畜牧产品的金山银山价值转换问题。2020年全县枸杞种植面积达22.64万亩，按枸杞干果亩产400—500斤、每斤23元左右估算，枸杞产值就可以超过20亿元；另外，都兰牛羊存栏量分别是6.75万头和124万只，每年出栏率达48%以上，其中，牛按8000元/头、羊按1000元/只进行估算，年产值可达8.5亿元；再加上青稞、藜麦、蜂蜜、药材等高原农牧产品，年产值可达30亿元，由于高原生态环境好，优品率相对高，如果以20亿元作为“都兰优品”的年产值，我们可以从四个角度去把握都兰县获得的经济收益。

1.产地价。即销售商从都兰种植养殖企业收购的价格。由于我国从2006年1月1日起免除了农业税，种植养殖环节已经没有税收可言，因此这20亿元的产值不会给都兰带来任何税收。也就是说，在这个环节就把优品销售给异地，那么该地方实际上做的就是“产床经济”，即生了个“小孩”卖掉，只是富了农民，但地方政府没有得到任何收益，也即富民但富不了地方财政。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发展农业属于无利可图，而且还得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做农业生产的水利设施、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所以农业成为地方政府“既爱又恨”的产业。

数据来源：本表根据《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分析计算。

产业分类：表中产业分类系根据2017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对《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进行归类得出。其中：“供应链金融”主要是指涉农的金融服务；“农产品零售、农产品物流、农产品批发”均是指涉农的商品流通（包括销售和物流）；“检验检测认证”主要是指根据相关标准对农产品进行的检验检测和认证服务；“其他服务”是指除上述服务外的所有服务，主要包括：旅客运输、住宿餐饮、租赁商务、信息服务、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娱乐业和房地产等。

从现代服务业空间布局看，农业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经历过从各地的分散布局走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因此，我们看到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服务业发达，特别是总部经济、金融服务、商务服务、基础研究、研发设计、品牌营运等高附加值服务环节均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但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整个地球的时空距离，许多服务环节可以从原来的在城市消费地集中发展转为向产地的集中发展，这就是服务环节能够集中在都兰进行集聚发展的可能性。

3.租地价。如果都兰县只是将土地租给某些企业种植，那么都兰县只能获取地租收入，但由于地处西部地区、土地资源丰富，因此一般只能获得绝对地租收益，级差地租收益是拿不到的，也就是说，都兰守着绿水青山的隐性金山银山高价值，却不能变现。更为严峻的是，2020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土地管理法》，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发达地区直接征收欠发达地区土地的案例，这样的话，来自于土地的绝对地租都一次性补偿完毕，而绿水青山的金山银山将转到发达地区来变现了，这就使得本属于都兰县的高价值收益落入了他乡的口袋里。

4.控制价。如果都兰县不仅能主导农业生产，而且通过“统购直销”模式有效控制“都兰优品”，那么不仅可以获得都兰优品在全产业链诸多服务环节的税收贡献，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欠发达地区优品与发达地区工业品的比价关系，就可以形成价格联动机制，从而消除工农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如果地方优品具有唯一性、而且地方政府对优品的主导能力和控制能力足够强的话，基本上可以形成欧佩克类似的石油价格垄断。当然，我国政府是人民政府，因此不会凭借对某些优品的垄断来形成垄断利润，但起码可以增加市场的主导权和叫价能力。

三、重大延伸意义

“统购直销”实际上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地方优势资源的控制性销售模式，对于理顺级差地租分配关系，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培育地方产业竞争优势，助力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统购直销模式有利于理顺级差地租分配关系，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消灭剥削是共产党人终身奋斗的目标，土地剥削就是地主或土地资本家利用土地所有权无偿占有地租收益的行为。马克思把地租分为三种类型：绝对地租、级差地租（包括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垄断地租。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形式。在土地私有制下，地租是直接生产者创造的剩余产品被土地所有者无偿占有的部分，是土地所有者对劳动者的一种剥削形式。在土地公有制下，地租既是国家从经济上管理土地的一种重要方法，也是国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土改我们将城市的土地收归国家、农村的土地收归集体，从而消灭了绝对地租剥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将私营资本家财产收归国有，从而消灭了垄断地租剥削。但还有一种地租收益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这就是级差地租收益。

随着我国土地收归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理应也同时消灭了级差地租的剥削性，但从现实情况看，对级差地租产生了许多认识上的偏差和操作的误区。当然，在计划经济时期，级差地租的矛盾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首先，农村土地是集体的，种多、种少、种什么、养什么均是计划安排，在物质匮乏年代，“量”是计划经济的首要问题，“质”是次要问题，甚至不是问题。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土地开始允许流转，土地产出物“量”的矛盾开始向“质”的矛盾转变，级差地租收益分配矛盾突显，最主要表现在城市扩张性开发，引发的土地征收地价补偿的矛盾。

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人们对产品品质的追求成为高质量发展需求导向的动力源泉，随着各地名优特产，特别是地理标志产品在市场的高价值日益突显，土地区位、肥沃程度、微量元素含量、气候条件等不同会引起土地产出物在品质上的不同而带来的高附加值成为新时代因土地级差地租收益分配不公引发的矛盾。例如，普通大米的市场价是10元/斤，而优质五常大米的市场价可以卖到300元/斤，这290元的差价形成的高价值就是级差地租的表现。级差地租收益分配的难点在于对“级差”的把握，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级差地租收益的分配日益成为地方政府、地方企业、地方人民难以解开的心结。最突出的是体现在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于地理标志产品的级差收益分配目前认识混乱，几个企业就可以联合申报地理标志产品并可以给企业带来高额的级差地租收益。例如，五常大米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五常某大米生产企业在央视做广告后，因该品牌的高价值而出现了更多的假冒该企业产品的大米，但却出现政府打假不力、企业叫苦不迭的现象。实质上，地理标志产品的级差地租收益如果归个人或企业所有，则属于剥削性行为，如果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则不属于剥削行为，只有理顺了级差地租收益的分配，这种打假不力的现象才能消除。

本文认为，只有属地人民政府才能代表该地理标志产品获取级差地租的收益权和分配权。因此，地理标志产品生产企业埋怨政府打假不力，但政府如果打假得力，保护的则是企业的利益，实际上助长了企业的剥削性。通过引入政府力量，引导和规范地方优品生产，理顺级差地租收益在地方财政、生产企业和地方老百姓之间的分配关系，消灭级差地租剥削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提出的地方优品“统购直销”模式就有利于解决级差地租在三者之间的收益分配关系。

（二）统购直销模式有利于从供给侧培育地方产业竞争优势，助力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

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区域经济发展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愈加明显,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日益扩大。尽管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以推动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一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不断出台，从自由贸易试验区、到最近的海南自由贸易港等的建设，因此，发达的地区会更发达，欠发达地区发展压力更大，地方政府必须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力度、更强有力的手段才能保证不掉队、不落伍。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农业当作基础性产业来发展，但这个基础性产业实际上是一个弱势产业，与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相比，根本没有竞争力，在我国还弄出了一个“工业反哺农业”的奇谈怪论或者说是奇思妙想。实际上，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表明：如果市场是开放的，而且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话，各行业会通过资本的流动形成平均利润。也就是说，农业也可以具备工业和服务业一样的利润率而不至于成为弱势产业。

因此，培育地方产业竞争优势，才是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关键。欠发达地区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必须具备二个条件：一是谈判权，二是叫价权。目前，欠发达地区个体分散的农户，甚至农业企业都不具备与下游渠道商、工业企业的谈判能力，只有通过地方人民政府作为地方级差收益的代表才能与下游商家进行谈判。二是完全市场化的形式就不能形成强大的叫价能力，只有通过统一的聚力，才能形成合力一致对外。

实际上，国外许多发达国家的农业都是竞争力非常强的产业，美国、以色列、日本等国家的农业都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这种竞争力的形成与这些国家农产品质优价低，甚至价格也不低是分不开的。可以说，优品是地方优势产业的重要支撑物，优品的生产是地方优势产业培育的基础，通过增强地方优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强化地理标志产品、地域文化内涵丰富的产品的生产，才能形成地方优势产业，从而增强地方产业竞争力。

由此，如果说小岗村率先发起的“大包干”，也就是随后总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激发了农民、农村活力的话，那么“统购直销”则是激发地方政府、地方干部活力的新模式，将会极大程度地激发地方政府发展产业的活力，调动地方干部工作的积极性。通过挖掘地方优势资源，强化对优势产业的培育，形成区域经济竞争优势。

（三）统购直销模式有利于促进发达地区消费扶贫，推动欠发达地区做好“六保”“六稳”工作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29号），旨在利用社会各界消费力，通过消费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产品与服务，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贫。本文认为，消费扶贫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寄希望于消费端的“扶”是一种“乞求”式的脱贫。实际上，如果贫困地区能生产出优质产品，就能把这种“乞求”式的“消费扶贫”转化为对优质产品消费的“消费致富”。

从地理分布情况看，1935年“胡焕庸线”的提出虽然粗线条地表明了我国人口密度对比的划分。但实际上，胡焕庸线形成有其重要的自然地理背景，其重要意义是划分了不同地区的生态价值。当今世界，优质的农牧产品主要集中在冷资源富足区也即地理学上的中温带和高原气候带，其气候特点为夏季温暖、冬季寒冷，冬季长达5个月左右。我国主要分布地区包括：东北地区大部、内蒙古高原、新疆北部、青藏高原和川西高原等地，从经济区域看，基本上就是胡焕庸线另一侧的西部欠发达地区。

西部地区冷资源地区生产出来的高品质农牧产品正是高价值的载体，如果西部地区的“优品”能通过消费实现“高价”，那么“消费扶贫”就可以成功转化为“消费致富”。更为重要的是，从国际层面看，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建立在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之上的国际贸易将会受到重挫，正是给我国欠发达地区发挥生态环境优势，打造优质产品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西部崛起的时机已经到来。

但是，如何做到“优质优价”“优品高价”则是西部地区高价值转换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两年的消费扶贫过程中，经常出现贫困地区个体农户、民营企业生产的产品品质不优、卖相不好、质量不稳的情况。“统购直销”模式可以有效解决地方优品的品质认证，通过政府背书形成强大的市场信誉，再通过溯源物流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中，既保证了产品质量，又可以保证真品到达消费者，是实现“消费致富”的重要模式创新。